第一声妈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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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声妈妈

图/朱国智文/李世沛

每当鸡枞上市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特别地想念母亲，特别特别地想买很多很多的鸡枞来，炸成鸡枞油，让母亲在初一十五吃素的时候，有可口的下饭菜。让母亲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吃个够。当年，儿子工资不多，市场上也很少有鸡枞买，炸的不多，母亲用一个圆柱型的茶壶装着，吃素那天，拈一点点出来。因为太少，就那么一小茶壶，要靠它吃一年，12个月的初一十五，24天呐！我知道，母亲舍不得吃，母亲没有吃够。如今，市场上有，从娜姑运来卖的，大塑料袋装着，几十斤上百斤都有，儿子的工资也多了，一百斤一千斤鸡枞也买得起了，但母亲走了，吃不到了，儿子要尽这个孝也没有机会了。

母亲离开我们20年了。20年来，我对母亲最大的内疚就是没有买足够的鸡枞来给母亲吃个够！

母亲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母亲的勤劳孝顺从小就铭刻在我的心上。因为家境贫寒，劳苦过度的祖父在我刚记事时就去世了。父亲长年在外，家里就是祖母和母亲推豆腐、扯挂面，起早贪黑地勤巴苦做，勉强地维持着三个人的最低生活。推豆腐是必须天不亮就起床的，头天晚上就发好的黄豆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，做出来的豆腐质量不好，因此不能睡过头。一升黄豆，少说也要两个来小时才能磨完。越磨得细，渣越少，豆腐的产量就越多，所以母亲总是小勺小勺地舀到磨眼里，每次也就10来颗吧。而且每次连豆舀到磨眼里的水也很少，水多，磨推起来就轻松，不费多少力，但沥下来的豆浆就很多、很清，涨（熬的意思）豆浆就很费柴火。水少，磨推起来就吃力，但涨豆浆就可以少费柴火。

母亲为节约柴火，就宁愿自己少睡一会，起早点，多受累，多吃苦，多磨一阵。豆子磨完了，还要过沥，还要把沥出的豆浆倒在大锅里烧开，然后才用磨好的石膏水倒入锅里“点”成豆花，然后才用豆花压成豆腐。这一切过程必须赶在八点左右完成，然后拿到街上去卖。如果要起豆腐皮，那就得通宵达旦地坐在灶门前，慢慢地往锅洞里添松毛结。火大了，豆浆就沸腾起来，结不成皮，严重的还会使豆浆潽到锅外，造成损失。一面还要注意着锅里的豆腐皮是否结得厚薄适中，即时挑起来。如果火候掌握不好，还会使豆腐皮产生一股焦味，外观也变得焦黄，既不好吃也不好看，严重影响销售。

母亲做的豆腐，压得很“老”，经得住挑剔的顾客用食指按，不像有的人家做的，晃当当的，一端起来就“塌方”，把膏水都当豆腐卖，欺骗顾客的钱。母亲说：“穷死也不赚黑良心的钱。”母亲起的豆腐皮，厚嘟嘟，板扎扎，色如凝脂，味比肉香，拿到市上，很好卖。如果做挂面，更是半夜三更就要起来揉面、盘面、上面棍、放入“醒槽”发酵，天亮时才能插上面坊拉扯。

母亲做的鸡蛋面，说是（一斤）两个鸡蛋，绝不少半滴蛋清，说是一斤一把（捆，包），绝不少一根。所以我家的产品，无论是豆腐、豆腐皮，还是面条，都非常受欢迎，不存在滞销之虑。

我在《铜商古都——会泽》和地方课程教材《读解会泽》中描写的迤车挂面：“面条细如棉线，金黄油亮。一根在手，颠闪不断；点火燃之，呼呼而终。煮在锅中，长时不浓；食余回锅，互不粘连。嚼于口中，筋骨毕现；一碗在桌，清香盈室。”写的就是母亲做的鸡蛋面！

母亲走了，我觉得迤车的鸡蛋挂面也变了。不说质量，单就数量而言，一把也就拇指般粗细，价钱也高得离谱。哎，如今这个世道，要钱的人太多太多，要良心的人太少太少！

因为母亲要半夜三更就起来磨豆腐扯面条，不能带年幼的儿子睡觉，所以我的幼年是奶奶带的。每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就听到灶房里哗啦哗啦的声音，那是母亲在推豆子了。我起床洗过脸，就站到灶边，看着大锅里慢慢涨起来的豆浆泡泡。一会儿锅开了，豆浆泡泡大部分散了，母亲就沿着锅边把没有散尽的豆浆泡泡，连同锅边刚结成的一小绺豆腐皮，舀在一个大碗中递给我。我接过母亲的碗来，放上一点盐，搅一搅，哎呀，那个味道，美得不可言传！我喝完这碗豆浆泡泡，就跳脚啰嗦地去玩了，而母亲的事情才做完一半。

人常说自古婆媳是天敌，人类社会，鲜有婆媳和睦的家庭。可是，搜遍我的记忆，找不到一次母亲与奶奶拌嘴的事。奶奶待母亲如亲生女儿，母亲孝奶奶如亲生之母。有段时间，奶奶左手疼痛，端碗都有困难，母亲寻医问药，端汤递水，经年伺候奶奶饮食起居，没有半句怨言。正所谓“婆婆有德媳妇贤”，母亲和奶奶的婆媳关系，有口皆碑，成为街坊四邻称道的典范。

母亲和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所有农村妇女一样，没有读书的机会。但母亲凭着天生的聪颖和勤奋好学，掌握了上千个复杂多变的方块字，达到了可以读书写信的水平。

解放初期，农村兴起扫盲运动。我清楚记得，有天晚上，母亲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拿了本《农民识字课本》，很高兴地说，不能再当“睁眼瞎”了，不识字，二天有事出远门，连厕所都找不到。母亲有空就去夜校，也不知是哪里学会的汉字偏旁部首，而且运用得很好。常常就着家里的“挂亮”（菜油灯）读《农民识字课本》，有不认识的字，就问我：“三点水着个某某字是读什么？”“双人旁着个某某字是读什么？”“草字头下面一个某某字是读什么？”并用笔很认真地写几遍。母亲还利用春节期间跟着唱书人学唱“小唱书”的机会学习认字。由于母亲学习刻苦，识的字越来越多，慢慢地可以自己独立唱完一本书了。《柳荫记》《蟒蛇记》《秦雪梅吊孝》《哭娘经》（母亲重新包装，自己写上书名的这本《哭娘经》我还珍藏着，看到它就像看到了母亲）都是母亲最喜爱的“小唱书”。

那个年代，冬闲的时候，农村没有什么文艺活动，更没有电视可看，妇女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聚到一起，听识字的人唱书。晚饭后，收洗罢，喂了猪，关好鸡，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，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，围坐在火塘边，屏声静气地听母亲唱书。母亲的声音圆润悦耳，特别是“叠全十字”（唱书中十字一句的句子），非常优美（可惜母亲没有把她老人家的歌唱天赋遗传给我，我一辈子是“左嗓子”，唱不来歌，也不敢唱歌）。如果是唱《哭娘经》，会把怀念自己母亲的大妈大婶感染得泣不成声。母亲还曾自己提笔，一笔一划地给远在湖南工作的父亲写过信，也是给父亲报告自己的学习文化的成果。

我曾有过两个弟弟，都是“扯脐风”（新生儿破伤风病,多因脐带处理、消毒不严导致）夭折了，母亲把对儿子全部的爱都聚集在我的身上。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我喊“左孃孃”的儿子死了，晚上，母亲带了我去看她。回家时，母亲一言不发，把我的手紧紧地捏着，像是怕我跑掉似的。

有好吃的，母亲自己舍不得吃，都要留给我。我小时候吃过的食物，有两次是终生难忘的。一次是不知谁送给奶奶一个“小白饼”（其实就是今天的白糖月饼，乡下没得买，要昆明才有，有卖也买不起），奶奶舍不得吃，有一天奶奶叫我到厨房里，从装碗的墙柜里拿了出来，切成两半，奶孙俩一人一半。那个小饼子又甜又香，甜，是清爽的甜，不像红糖那样有股浊味，香是玫瑰的清香。6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个不可多得的甜香！另一次是母亲留给我的一碗青蒜炒臭豆腐。那时家里穷，不要说肉食，就是油煎油炒的菜也很难得，绝大多数日子就是苞谷饭淡白菜。

有时，我实在想吃米饭了，母亲就用小铜罐煨点米饭给我。由于家里没有一分水田，每一颗米都要靠奶奶和母亲用起五更睡半夜的辛劳去换取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也不多，记忆中只有几次。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时，一天中午放学回家，母亲说她和奶奶吃掉了，饭菜在灶屋头叫我自己去吃。我跑进灶房，见罗锅中的是米饭，火塘中的三脚旁扣着一个大碗，用热灰中的“姊妹火”焐着保温。揭开扣在上面的小碗，是青蒜苗炒的臭豆腐，油汪汪的。哎呀，那个香呀，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，也难以用笔墨描写！朴素地说，以前没有吃过那么美味可口的青蒜苗炒的臭豆腐，以后也没有吃过。当时我没有多想，一口气全吃完了。现在想来，母亲从来都是等儿子放学回来才一起吃饭，这回却说先吃了，一定是故意把这碗好菜留下给我一个人吃的。

自我离家读书，每逢假期回家，母亲就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拿出来煮。我在家的一个假期，我们家真是“油锅不响不吃饭”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母亲那因常年劳累、营养不良而缺少血色的脸，渐渐地泛起了红晕。不用说，首先是因儿子回家的喜悦心情的滋养，其次才是因儿子回家营养的改善，总之都是儿子的原因。

年，我从会泽中学初中毕业，因头年会泽县划归新成立的东川市，会泽中学改名“东川市第三中学”。中考便由全市统一录取，我和其他七位同学录取到“东川市第一中学”，校址在东川市政府和东川矿务局机关所在地汤丹。那里最高海拔米，气温比会泽低得多。会泽的冬天就够冷了，常记得上午坐在教室里上课，脚趾头冻僵得生疼。也没有棉衣，单衣薄裤熬过了初中三年。到东川就实在难熬了，没有抵御严寒的棉衣，也没有厚一点的床垫，只有叔叔（我喊“小耶”）当兵回家带回来的一条磨光了毛的线毯和一层垫单。夜晚，冷风从床板缝隙中钻上来，把我从熟睡中生生冻醒。

再加上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每餐只有一平碗掺了一半红豆的饭，菜更缺油少盐，常常感到饥饿难忍。有一次，学校也是好心，为给全校学生填饱一回成年累月瘪着的肚子，以一斤大米换四斤洋芋的交易，与附近生产队换来了一顿数量使大家欢欣鼓舞的晚饭。但这些洋芋都已变绿，又苦又麻，我们实在是“饥不择食”，蘸着盐巴把分到手的洋芋统统吃光。肚子是吃饱了，睡到夜间，全校学生上吐下泻，来了个集体食物中毒。

母亲生怕我应了那句“又冷又饿，快当不过”的俗话，尽管家里也没有吃的，母亲和奶奶也在挨饿，但母亲还是把她和奶奶口里省下的苞谷炒熟了推成面带给我，又从信用社借得八块钱，在供销社买了件布纽袢的黑色棉衣寄给我。有了这件厚实的新棉衣，东川的冬天不冷了。

我在母亲的关怀下顺利完成了三年的高中学业，抱着一定要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决心，发奋苦读。在年贯彻国家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，全省18所大学压为7所，全国高考招生由年的人，录取率78.85%，调整为年的人，录取率24.32%的严峻形势下，我仍以第二志愿录取于昆明师范学院（今云南师范大学），靠的就是母亲的关爱和报答母亲的动力。

说到报答母亲，我稍许得点安慰。母亲体弱多病，我就给母亲买红参。母亲总舍不得多吃，我每年探亲假回家，总看到母亲的床头柜上那个小筲箕里装着的红参，足有二三十根。我在昆明给母亲买的一双尖角黑皮鞋，正合母亲穿。母亲穿上这双鞋，在老姊妹们面前很有脸面，都说母亲有福，儿子孝道。我到北戴河疗养，特意在北京王府井绸缎庄给母亲挑选了一段很漂亮的绸子，要母亲用来做件外衣，但母亲一直舍不得，直到母亲去世也没有用。

我总觉得孝敬母亲的太少太少，尤其是想到母亲没有足够的油鸡枞下饭，是我终身无法消除的巨大的内疚和痛苦！虽然我对母亲尽了一分孝，但竭尽寸草心，难报三春晖！

我常想：为给我买那件小棉衣，母亲不知付出多少辛劳，才赔还了信用社的八元贷款。就是那件棉衣，陪我从汤丹的穷乡僻壤，跨入云南的省会都市，进入昆明的高等学府，她像母亲一样，看着我读完大学，走进社会。年，我才用工资买了件可以拆开洗涤的披领“干部服”棉衣。现在，我明显地感觉到，无论是我的加厚雪花呢长、短大衣，还是“波司登”等名牌羽绒服；也无论是女儿买的水貂毛领、皮毛胆的外套，还是我的老同学张明智送的美国≡SPRIT商标的保暖外衣和背心，穿在身上，都没有当年母亲买的那件“农民式”的小棉衣暖和。

大约在我高二的春季学期结束时，一天早上，忽然鼻内流血，而且怎么也止不住。我躺在床上，侧身把头伸到床外，看着一滴一滴的血慢慢把木床的床脚都淹着了，我却毫无办法。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，因为已经放假，我就匆匆赶回家。我回到家，却不见母亲。奶奶说，母亲听说我病了，前天就走路去东川瞧我去了。因为那时迤车到会泽还没有班车，更不要说到东川。要坐车进城，只有求饭店的人帮忙，因为驾驶员总要在饭店吃饭，可以请路过的货车带上，但成功率很小，而且时间也没有定准。母亲心急如焚，当然等不得找货车，背上几斤米就走路去看我了。也是皇天有眼，母亲居然找到了一个同行的女伴，不孤单，也不用担心走错路，天一亮就上路了。

母亲小时候裹过脚，后来“放”了，但已不是天足，走路自然受影响，特别是走长途。母亲挂着儿子的病情，巴不得飞到儿子身边，自然不顾一切。从迤车到会泽，两个马站，里，健康的男子汉都要走两天。母亲起早贪黑，一天走10来个小时，硬是两天走到会泽，又从会泽两天走到汤丹。八月间的小江边，骄阳似火，母亲喉咙干得冒烟，在泥石流淤积的江面上精疲力尽，踉踉跄跄地艰难前行，为的是早一分钟见到儿子。可是当母亲千辛万苦到达学校时，儿子已经回家了。母亲确知儿子病好回家，真是悲喜交加！悲的是翻山越岭，走了整整四天的路，却没能见到儿子；喜的是儿子的病已经好了，已经回家了！母亲一天也没有休息，第二天一早又往回赶，怕的是儿子挂念！

母亲回到家时，拿出来几斤红皮花生。家乡迤车不产花生，母亲知道儿子最爱吃花生，回来时在小江用带在路上吃的米跟住店的房东换了花生，背着走了两百来里路给儿子带回来。

母亲，一点一滴，一分一秒，每走一步，每过一天，都在想着儿子！

我小时不乖，常生病，母亲按照算命先生指点，让我拜祭了好几个“老干爹”，其中一个还是从梁山搬下来不久的彝族，甚至还有一棵大槐树。并且不能叫自己的父母为“爹”“妈”，要把“爹”喊做“老爸”，把“妈”喊做“婶婶”。直到母亲去世，54年，我都是叫“婶婶”，没有叫过一声“妈”，我好后悔好后悔！如今，我再不信算命先生的胡说八道，我要叫我的母亲千声万声“妈妈”。

“妈妈！”“妈妈！”“妈妈！”您听到了吗？我的妈妈！

.10.6.21:36一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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