郝新光假枪毙吓不住俺娘回首往事都是眼泪

假枪毙吓不住俺娘

我母亲生于年，逝于年。

我妈妈没进过学堂，没文化，识几个字，不多，还是后来在队伍上学的。

＂无知则无畏＂，三十几岁就当抚顺巿第二建筑公司党委书记的妈妈，什么事都身先士卒。那时候盖楼房，需要工人一锹一镐挖地基。生理期的妈妈也跟工人们一起站在水里挖沟，盖房子。不幸得了急性肾炎，到医院草草看了一下，又回来和工人们并肩战斗了。急性肾炎转变成慢性肾炎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，又变为尿毒症，并最终要了她的命，享年五十二岁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妈妈是巿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。领导阶级造起反来，折磨人的手段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们把妈妈抓起来，关在高墙电网的供水一厂。东北高寒山区的冬天，滴水成冰，他们扒光妈妈的衣服，让她跪在冰上。每条腿上压两块砖头，每只手还要举两块砖头。砖头一掉，就拳打脚踢。妈妈摔倒在冰上，他们就用钢鞭抽，蓐头发叫妈妈重新跪好。

他们拉妈妈在大卡车上游街，他们穿着棉大衣，捂着大口罩，戴着棉帽子。却只给妈妈穿着单衣，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二十多斤重的大牌子。妈妈脚下踩着凳子，车开站不稳，他们就用枪托砸，用脚踹。

领导阶级更会玩的是，每次妈妈到了生理期，他们不但不给手纸，还用枪逼着妈妈穿单裤坐在凉水池里。妈妈不从，他们就用口袋把妈妈的头包起来，乱棍打昏，再推到凉水池中。

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想逼妈妈自杀，好使他们指控的罪名成真。可妈妈山东人的犟脾气，呵，不对，共产党员的信仰，使她偏不自杀。她说：＂我死了，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，我就不死，我相信共产党有给我伸冤的那一天。＂（可惜她没看到这一天）。

领导阶级没招了，玩起了假枪毙的把戏。他们扒光妈妈的衣服，把一个肿得已没有人形，脸上青一块、紫一块，鼻子在流血的妈妈拉到雪地里，让她承认自己是假党员，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三反分子，不承认就枪毙。

我到现在都琢磨不透，是什么支撑着妈妈，她竟然能拍着自己的胸脯子高喊：＂往这儿开枪吧，日本鬼子的子弹我没怕过，国民党的子弹我没怕过，你们的子弹我更不怕!＂

他们看这招不灵，匆匆朝天放了几枪，把戏草草收场了。

我现在能挺平静地说这件事，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？

妈妈一连三个春节都不在家，姥姥挪着一双小脚，到供水一厂想看看妈妈。领导阶级手拿鞭子指着姥姥说：＂臭不要脸的老太婆，养了一个走资派，死都活该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许见，滾!＂

姥姥回来，忧伤过度，躺倒在床上。

十一岁的弟弟去看妈妈，领导阶级不让进。弟弟边哭边喊边往有电网的铁门上扑。他们就要进屋拉电闸，给电网通电。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来喊：＂大光，快把弟弟拉走，他们什么亊都能干出来!＂

我领弟弟往回走，鼻涕眼泪都冻在弟弟的下巴上。

我们姐妹三人同时被赶下乡，没有一个人到车站送我们。火车站人山人海，只有我们三人孤零零站在一起。没有多少行李，因为走资派的爸妈加一起每月只给开50元钱，去掉房租、水电、煤气费，维持家里人吃饭，连买几分钱一斤的苞米面都不够，没有钱给我们准备下乡的东西。

妈妈被折磨的多次昏迷，已经不能站立行走。领导阶级这才用个破代车子把妈妈送回家。我们见状，医院，医院说已没有治疗价值，不收。

我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医院都认为没有什么治疗价值的妈妈，靠什么信念支撑，在姥姥的精心护理下，过了几个月竟奇迹般地能站起来行走了，竟熬到了年春天。

那时，＂四人帮＂刚粉碎不久，灾难深重的祖国百孔千疮。一天早晨，妈妈拿出自己过去上班拎的黑皮包，擦了又擦，装进去钢笔和笔记本，还让姥姥给她把饭盒装好，非要去上班不可。大家怎么劝都没有用。

妈妈推开门上路了。我实在放心不下，就在后面偷偷跟着。妈妈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双腿，走得很慢很慢。走一会儿，就在马路牙子上坐着歇一会儿。平时几分钟的上班路，现在她走了四十多分钟了还没到班上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跑上前去，一把扶住妈妈，非要背她回家。谁知妈妈却说：＂你们都不理解妈妈的心情呀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我想再为党多做点工作。＂

妈妈上班仅仅三个多月，就与世长辞了。

说实在的，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妈妈。难道仅仅是信仰吗，信仰就能使妈妈扛住那常人难以忍受的残酷折磨，就能使一个垂死的人起死回生，坚持，再坚持，想看到伸冤的那一天，就能使一个人临死前想的只有为党工作。信仰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！

平心而论，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我也信仰共产主义，我还看过共产主义老祖宗的许多著作（这点比妈妈强多了），可妈妈做到的一切，我似乎都做不到。她留给我的是心底抹不去的痛和无尽的思索。

回首往事都是眼泪

我父亲生于年，逝于年。

我父母都是农民，父亲半耕半读近十年有点文化，曾在农村教过初小。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我年出生时，他是八路军的山东省栖霞县县长。我母亲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年，十六岁的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当上了八路军的村妇救会主任。

我父母是怎么认识的，因二老的去世已无从考证。他们在世时，也没有时间跟我们谈及此事，因为他们都是＂工作狂＂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和他们基本不见面。我还没上学时是这样：我没起床，他们已上班走了。晚上我睡觉后，他们才下班回来。我上学后是这样：我上学走了，他们才起床，我们晚上要睡觉了，他们才下班回来。

妈妈一口气，仅仅用了八年时间，就密集地生了我们姐弟六人（大姐出生乱世，寄养在老乡家，等解放后去找，这家老乡已人走家搬，谁也不知去向）。如果妈妈不做＂结扎＂，在大好的新社会，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弟弟妹妹。

爸爸在家是甩手掌柜，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问，一日三餐都是送上楼他自己单独吃，和我们五个孩子没什么接触。姥姥对爸爸的评价是：你爸这个人好伺候，做啥吃啥，从不挑拣。

我唯一记得的就是爸爸不改＂农民习气＂，好不容易休息一个星期天，他又要垒鸡窝，又要砌院墙，安排我和泥。这个星期天没干完，下个星期天接着干。好不容易干完了，他不满意，推倒再重来，真是烦死人。院子折腾完了，又叫我们往二楼平台运土，他在平台围墙外垫土种菜，在平台围墙内钉木架养兔子。规定我们放学回家都要带一捆草回来喂兔子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爸爸挨批斗，戴高帽，挂牌游街，没有了当巿委文教部长的尊严，也不让有做人的尊严。当他到我们学校挨批斗时，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泪水只能往肚子里流。

不过，爸爸挨批斗只是那个年代的例行公事，跟妈妈比起来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

年，南征北战打天下的父亲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赶到乡下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
爸爸下乡的苍石公社滩洲大队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一条大河从村后流过，村前是连绵起伏的群山。滩洲象一个孤岛，只有冬天大河封冻时，汽车才能越过冰面，驶进村里。我们搬家的那年冬天，很冷很冷，冻得我脸色发青，上牙和下牙直打架。

老乡给我们的房子盖在铁路桥洞外，尽管层层叠叠的群山上长满了树木，我家的房子却没有一根木头。墙是石头磊的，房顶是杏条编成炕席状再浇点水泥胡弄上去的，薄薄一层，根本抵御不了高寒山区的低温。走进屋里，刷刷的冷，感觉和站在外面差不多。墙上结了厚厚一层霜，雪白雪白的，阳光照射上去，泛着耀眼的光。

爸爸拣来一些烂柴禾，拼命地烧炕，炕头烫得无法坐人，炕梢不温乎。我们坐在炕上，围着棉被，还是一个感觉就是冷。夜里睡觉，盖两床棉被，头上戴着大棉帽子，才能睡着。早晨睁开眼睛一看，被头上结满了霜花。真是不堪回首的岁月。

最苦的是打柴，屋里要拼命烧炕，才能有一丝热气。为了保证有充足的烧柴，再冷的天也要上山打柴。山上的积雪没到大腿根，为了不让雪灌到裤筒里，我们和爸爸都在家打好绑腿。爸爸给我们把镰刀磨快，绑在一根长长的细木杆上，我们和爸爸就拉起雪爬犁向深山老林出发了。

到了目的地，爬上半山坡，这时候，大雪几乎把我们腰以下的部分都淹没了。我们仰着头，高高举起绑着镰刀的长木杆，把镰刀头搭在落叶松树上的枯树枝上，使劲往下拽，枯枝断了落下来，我们把落在雪上的树枝收集到一起，捆起来，连滾带爬地捞到山下，装到爬犁上，等爬犁装满后，我们就把爬犁绳套在肩上，弯着腰，使出吃奶的劲拉爬犁回家。常常还走不到山口，我们就连饿带累走不动了。兜里一块宝贵的糖，是我们的强心剂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拿出来吃。靠这点宝贵的热量，我们才能把爬犁拉到山口。

在山口永远不变的是爸爸养的那条狗在摇头摆尾地迎接我们。它发现我们走来了，立刻就冲了上来，围着我们前后左右地跑，每当这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劲，一口气就能把爬犁拉回家。回到家，绑腿和棉喔啦鞋已经冻上，解不下来绑腿，也脱不下来鞋，真苦呀。

在那个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＂的艰难岁月，物质极端匮乏，饿死人是正常的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让你苟延残喘就是天大的照顾了。家里什么也没有，整日不见荤腥，有糖尿病的父亲＂很馋＂，他终于忍不住想吃肉了。家中唯一可食动物就是那条狗，父亲对它下了＂毒手＂。

没有杀过动物的父亲不知如何杀狗，他想用木棍把狗打死。腿被打瘸的狗，挣脱链子逃跑了。爸爸眼中流露出失望的光，自言自语地说：＂它不会回来了，它不会回来了。＂

这一夜，老爸出去好几趟，蹲在狗窝前看，狗都没有回来，爸爸死心了。

谁知天亮后，老爸想去收拾一下狗窝，被打瘸的狗却趴在窝里。爸爸喜出望外。这回他接受教训，把一条绳子系一个活扣套在狗脖子上，绳的另一端穿过埋在院子里拴晾衣绳的木杆上的一个铁环，父亲用力一拉，把狗吊起来，狗被勒死了。

那时候，父母是我们家里的绝对权威，说一不二，孩子们在家是没有话语权的。虽然我们心里都不想让爸爸勒狗，但谁也不敢说出来，我们偷偷地哭了。

第二年，我们家养了一头小猪，我们天天上山挖野菜回来在大锅里把野菜煮了，然后喂猪。对小猪最关心的人是爸爸，老爸把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，中间只有一排木栅栏相隔。我们每次上厕所，小猪就眼巴巴地站在那儿瞅着，爸爸也在屋里等着。等我们拉完屎，爸爸就用小棍把屎通过栅栏空隙扒拉到猪圈里去，小猪高兴得直啍啍，这是它每天的伙食改善。

小猪养了四个月，还没长到一百斤，爸爸就迫不急待地把它杀了。爸爸在房后的小山根处，自己掏了一个浅浅的小山洞，把猪肉藏在里面，用雪埋上（那时我们不知冰箱为何物，没听说过）。一个老走资派辛辛苦苦养的小猪，自己有病都舍不得吃，结果却被常到家里来看望的大队干部偷走了。贫下中农老师呀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教育着也是农民出身，拎着脑袋打天下的老走资派。

不堪回首的往事，都是眼泪……

（写于年正月初五重返滩洲归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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